Q：面对近视低龄化、高发化趋势，你觉得各界应该作出哪些努力？  

谢立信：近视眼在中国的发病率很高，除了人种关系外，也与我们的教育制度、生活习惯、思维定势等有关。这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，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现象。

近视防控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，习总书记亲自过问此事。对眼科界而言，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，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。

实际上，近视防控有两个重要部分。

第一，政府牵头做好各种防控，比如说增加有效的课外活动、减少学业压力、围绕生活习惯进行大量的科普宣传，这些都应该纳入各地区市的执行标准中。我们认为，有行政号令加持，这些措施将会很快落地。

第二，学界对近视眼防控的研究，从科学层面提供更完美的解决方案。比如20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——Gérard Mourou和Donna Strickland提出了制造高强度、超短波脉冲激光的方法，是脉冲激光自1985年后首次得到质的提升，可显著改善激光治疗近视眼手术后的视觉质量。这个例子说明，在中国，尤其是对高度近视眼、视网膜病变，还需大量的基础研究，政府需加大投入，眼科医生需努力，在科学上取得真正的突破。所以说，我们在做好爱眼护眼知识普及工作的同时，也应该努力从理论和根本上解决近视眼的发病机制。

Donna Strickland（左）与Gérard Mourou

Q：青岛眼科医院有哪些计划和措施？

谢立信：不论是近视防控，还是眼底病、屈光手术、接触镜等，我们都有很好的博士和教授的团队来开展工作，确保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为社会大众服务。同时，我们实验室也把研究方向转移到了近视眼的研究上来了。加上政府方面的投入和社会各界的重视，相信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将会很快与大家见面。

Q：介绍一下近视防控的现状。

谢立信：首先，增加户外运动是近视防控的普遍共识。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认为，户外运动可以有效缓解近视眼的发生。

其次，不要等近视发生了，才去诊治。最重要的还是防和控，相应的我们的教育制度、课程设置还需优化。

最后，有效的近视防控药物，比如我们熟知的低浓度阿托品，正在研制当中。一项药物从实验到临床，需要非常多的反复试验，这是科学性和安全性的需要。而更新的防控药物并不会很快与大家见面，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做这项工作。

Q：六部委发布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，提出到2023年，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.5个百分点以上。应该如何解读？

谢立信：这个数字的提出是有科学依据的，它结合了国内外近视眼的发生率，以及相应措施带来的变化率，经过科学分析后得出来的。就好比国家每年GDP增长目标一样，是有理有据的。

这个数字，代表着我们的努力方向。但要真正达成，也是个挑战，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联合起来，一起宣传组织、加大投入。